讀書可外包？

五六百年前，培根就在其名作《論讀書》(Of Studies )中告誡「讀書人」，讀書「業務」可以外包！原話如下：

英國不愧爲資本主義堡壘之一，那個時期哲學家的商業頭腦也真不簡單。

中學學完這篇課文至今，一直關注的都是文中的那些名言警句，對這句「請人代讀」則始終未加詳細思考。在前前東家和前東家務工其間，經常要研究紡服或科技服務行業、撰寫商業計劃書，在廣州師友的幫助下，接觸了核心業務、營業總收入、科研眾包等概念。所有因素結合起來，突然發現，相比文中那些名言警句，培根這句講「代讀」的話亦頗多內涵。

因爲，以我淺薄的閱歷和認知，業務外包是頗爲新潮、先進的商業模式。往極端案例方向說，有些公司便只做一件事——品牌運營，這甚至可以說根本沒啥「核心業務」。其他全部通過整合外部資源實現，比較重要的如研發、設計、採購、生產、銷售、財務記賬等業務環節，不甚重要的如安保、後勤等支撐環節，似乎全部可以外包。

有錢便有學位？

說來湊巧，以前讀書時，因時常感覺「飢寒交迫」，接了一些這樣的外包「業務」——說白了這接包方就是「槍手」。當時年少無知，現在覺得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。污點「永垂不朽」，幸好不用署名。

當年比較多的是，一些在職讀書的什麼人，願意出高價將畢業論文的撰寫工作「外包」給窮學生、窮敎師，還有一些則是富家子弟委託窮學生代寫論文、代考——今天流行的「代上課」業務則未出現。

前一種情況，對發包方與接包方而言，幾乎沒有風險，各取所需，皆大歡喜。根據時間期限、迫切程度以及論文水準要求，報價一萬到幾萬不等。十年前，三四百塊足夠吃一整月大學食堂，那麼一萬塊對窮學生的誘惑力意味着什麼便不言而喻。這類外包的業務，因爲甲方的甲方大多還是要挑剔挑剔的，所以往往需要反覆修改論文上百次，纔能最終交差，獲得尾款。可見有錢便能有學位。

承接後一種外包業務，尤其是「外包」的考試，風險則較大。筆者在安全拿到畢業證學位證之後到離校前的那段時間，接了一單自考科目的外包業務。中介告知大概兩門課程，報價千把塊——這個價格已是經過中介機構抽了一層的。都畢業了，也沒動力複習備考，所幸憑着印象給客戶考及格了，纔收到尾款——若不及格還要被追回部分預付款！再加上監考如果嚴格，被抓出有可能「身敗名裂」，一般人輕易不接。所以這種業務有點難以發包，雖然只是場考試，但價格也不便宜。考場上有位監考老太太揪住一名考生查驗准考證，對比人證後，斷定這人是槍手。但這考生一直看着老太太笑，硬說准考證上的人就是他，老太太也是代家屬監考——本該監考的人將業務外包給自己的家屬了，所以並不真計較真假。一場鬧劇便硬生生劃拉過去了。想必將這種考試外包的人也不少。

畢業後，有份站崗的飯碗，勉強可以餬口，便很少接這外包業務的勾當了。六七年過去了，以前的中介偶爾還發些單子詢問意願，自己的能力卻漸漸做不了這些業務了。俺要還有那水平，就不至於現在還在做苦力、站崗吃粉筆灰了。

學問可外包？

雖然不爲客戶寫論文，但筆者目前這份工免不了大量閱讀論文，會接觸所謂前沿最新的「科研」進展。此前遠離廟堂，避居下流，浪跡江湖，以爲可以躲過「體制化」，可以只看不寫，述而不作。近年卻愈發覺得，學問越來越就等於論文，沒有論文就沒有學問可言。

以前讀書，武漢的師友言傳時，常常是說「做學問不是這樣的，要怎樣怎樣」，身敎時，則通過自身做學問的方式展現學問到底是怎麼「做」的；畢業典禮上，校長致辭也是諄諄囑咐「希望大家保持對學問、學習的熱情」云云。近年面談，則時常聽到，「做科研要怎樣怎樣，做項目要怎樣怎樣，發論文要怎樣怎樣」。套句滬上孫老師的話，農民的思維方式就是粗暴而簡單，以此思維方式總結目前的人文社科學風，則「做學問 = 做科研 = 做項目 = 發論文」。結合筆者自身接包論文撰寫業務的經歷，這樣推理下來，「做學問」最終就是要「發論文」，論文是一切的化身並且可完全無聲無息地外包，自然做學問也可完全無聲無息地外包。這不僅可外包，而且早已形成了蓬勃發展、蔚爲大觀的學術產業，有完整的產業上下游鏈條。

附帶扯遠一點，再類推下去，如同有錢就有學位，有錢也就必然能有學位點。將論文發包給外人同發包給下屬、學生並無本質區別。如果覺得發包給「外人」有學術風險，那就想辦法把那些能發文章的牛人挖過來。所以，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，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學科？筆者姑妄一言蔽之，砸錢就行了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！忽略政治限制等其他變量，單純考慮商業這一變量，砸錢真的能外包出去科研的所有環節，可以迅速提升論文數量，迅速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或學科。這是有先例的，在前東家打工時爲了理解「科研眾包（crowdsourcing）」的概念，發現十年前，劍橋大學數學家 Timothy Gowers 便通過眾包，成功證明了一个數學定理。以往都是企業向科研單位發包研發需求，爲什麼學校不能向企業發包科研需求呢？

對立統一？

原本來說，學問與科研、論文並非截然對立、水火不容——再高深的學問也得靠字句組成的文章來表露。即便是天縱奇才的錢默存，也有《七綴集》一書輯錄七篇學術論文行世。只是有些時期二者統一大於對立，有些時期二者則對立大於統一。

從對立角度說，二者今天的區別亦頗大：學問是自耕農小作坊，科研是機械化大工廠；學問是個性化個體化藝術，科研是標準化流程化技術；學問是終身過程，科研是短期行爲；學問成果是私人的，科研成果是單位的；學問爲了生活，科研爲了生存；學問究其本質完全不可外包，科研究其本質可以完全外包。

從統一角度說，自古至今，學問與科研都是奢侈品，其最終的成果表現也是奢侈品。窮人是沒資格做的——除了窮人中的天縱奇才。宋濂自稱「家貧無從致書以觀」，卻還可以買得起筆墨紙硯抄書；當時的芸芸眾生，便只能給地主做佃戶。沒有錢家的家底，沒有其本人的天賦，錢默存真的就可能「默」存了。今天，隨着義務敎育的普及，讓人有種幻覺，以爲學問或科研是普通人唾手可做的。大謬。

可統計的纔算成果？

漢語語法本不區分可數與否（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）。「承繼」培根衣鉢的霍布斯卻說，理性就是加減運算——加減運算的前提是某物是「可數的」。黃仁宇研究明朝政治，提出「數目字管理」說，認爲數字上的可「加加減減」，利於財富交換、累積、出新。相差幾百年的哲學家與史學家，論述似乎驚人地相似。

因此，回到學問與科研的對立統一，筆者自然不否定目前科研以及科研管理的方式。這的確是目前條件下的成本最低且行之有效的方式：一切靠客觀的、可量化的、可統計的、可加加減減的數目字指標來管理。這也利於學問的交換、累積、出新。

筆者本人去年整個上半年折騰投靠南京某校，最後一個流程是校長面談。白髮蒼蒼的老校長語重心長地敎誨道，「來了以後要迅速投入學科建設……論文要發出來纔算自己的（成果）……年輕人要多爲學科建設貢獻力量」。看了兩篇未在期刊公開發表的文章還不夠，最後又讓把畢業論文傳給他看。可見，公開發表的論文數量纔是最便於計量、統計的硬「通貨」。

筆者民科研究時也常感覺到，有些研究問題，一人之力是絕不能完成的，必須要數人數十人協同。這就涉及「科研外包」問題。發包方如何衡量每個接包方的學術成效呢，自然要依靠客觀的、可統計的對象。項目數量與論文數量就是最客觀的、最便於計量統計的評價載體。這種優勢不容否定。

這是前述自耕農小作坊與機械化大工廠兩種學術生產方式的對決。孰優孰劣，不言而喻。

自我體制化？

憶昔新生見面會，滬上孫老師忠告新生「做學問要在學術體制內做，遵循體制的規範」云云。他緊接着又列舉了幾個不在體制內做學問的反例，諸如某某「民間學者」拿着他看不下去的哲學「專著」守侯在辦公樓下多次找他交流之類。因此，我一直以爲他說這話的目的，是讓在座新生不要做哲學領域的「民科」。

現在想來，這話更應理解爲，在學術共同體的體制內做學問，遵循體制規訓，是當今世道做學問的唯一途徑，別無出路。所以「做學問要在學術體制內做」，對窮人而言尤應如是。

筆者本人對此是極爲清醒的：大約十年前，第一次與導師面談，便問「這領域的論文好發嗎」。十年過去了，除了一份硬湊出來的畢業論文，筆者在「這領域」沒有任何成果或學問的進步。體制化是好的，但並不代表就要選擇自我體制化。

The article was recently updated on Monday, October 23, 2023, 13:43:53 by 👩 高松年.